新加坡新闻：新加坡的危机感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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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托马斯·斯坦佛·莱佛士前往马来半岛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挑选商站，发现此处被荷兰抢占，转寻他处，发现了新加坡。莱佛士登上新加坡时，岛上只有500人居住。

然而，新加坡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运的最重要通道，被誉为海上航运的“生命线”。马六甲海峡西北宽东南窄，位于东南端的新加坡扼守住了马六甲海峡。

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与马来柔佛王国管辖当地的天猛公会面，并签署了临时协议：英国用3000西班牙圆拿到了在新加坡建立商站的权利。四年后，他又获得了全岛的管理权。

莱佛士指示新加坡第一任参政司将其开放为自由港：“目前对该港贸易，也无需课税。”就此，新加坡全球转口贸易的角色被写入了基因。

经历英国百年的殖民文化和开放经商后，这个小岛聚集了移民人群。1965年，新加坡走向了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建国者李光耀此时仅有42岁，他接受西方教育，又深知东亚人文，后被认为具有威权主义属性。

此后三十年间，李光耀利用新加坡特殊的地缘政治施展“小国大外交”，新加坡人携带着危机感开拓进取、拥抱世界，这个小岛最终成为了全球开放经济体的“绿洲”。她环境宜人、文化多样、经济开放、政府高效透明，颇受资本和科技新贵的欢迎。

不过，五十多年过去了，新加坡政治的实际掌控人依然是李光耀家族及其政党。这是新加坡人面临的历史难题。当今世界，秩序崩坏，两极对立，亚太地缘政治震荡，新加坡的横跳愈加狭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代表着新加坡人新的危机感。

本文从新加坡历史的角度观察李光耀这位政治强人如何带领新加坡走向开放型国家。

本文逻辑

一、移民国：何以生存

二、开放体：头等要事

三、现代化：两相悖论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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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国：何以生存

1945年9月12日，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新加坡的市政局大厦聚满了围观居民，22岁的李光耀也身在其中。他看到一名身穿白色海军制服的军官走上了台阶，随后脱下了军帽，向士兵欢呼。那是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有着英国贵族血统的海军元帅，时任二战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与他同行的还有七名同盟国部队军官。人群沸腾了，他们看着七名高级日本将领签下降书。

日军撤退，新加坡人民终于脱离日治下残酷的三年噩梦，重归英国的“宁静”殖民统治。

19世纪初，新加坡就成为了英国的海峡殖民地。起初多是华人移民，而后“海峡土生华人”越来越多。土生华人早已习惯了英式殖民地文化，社会富裕阶层更以子女接受英式教育为荣。李光耀也是其中一员。他的曾祖父从广东下南洋，随后在此经商，祖父经营轮船事务，家道昌盛。日军入侵时，他就读莱佛士学院，新加坡最好的英校。

1946年，李光耀乘上了大不列颠号客轮，前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几个礼拜后，他转到剑桥念法律，保持着名列前茅的成绩。

远在欧洲的李光耀时刻关心着新加坡的局势。新加坡在英总督统治下，进行着缓慢的复苏。然而，动乱不断，新加坡当局昏庸无能，共产主义运动火花四溅，政治骚乱不时发生，甚至发生了射杀英籍树胶园主的案件。

李光耀与结识的殖民地留学生之间，时常激烈讨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未来。剑桥求学期间，他遇到了曾经在莱佛士学院的经济学导师吴庆瑞，两人志同道合，有着相似的理念。后来李光耀执政新加坡，吴庆瑞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埋头苦学的同时，李光耀加入了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每逢周五去听英国工党政府部长的发言。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我们把在英国看到的一切，拿来与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在新加坡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我深切感到我们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1】

1950年，通过英国律师资格考试的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大学毕业的他在一家律所工作，亲身接触政府作为后，他更加 “怒其不争”。

1952年，在一次代理邮电工人的罢工运动中，李光耀获得了知名度。他联系了当地报纸发表社论，帮助邮电工人撰写宣言、罢工游行，最终吸引了公众舆论的关注与支持。工会领袖得以与政府和谈，罢工取得了胜利。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本土华人，经此运动，李光耀迅速出头，成为新兴阶层的拔尖代表。

一次次接触后，李光耀结识到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与核心力量。1954年，在他的主张下，人民行动党就此成立。虽然此时这个组织仍然薄弱，但早就有心从政、立志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李光耀意志坚定，他与同盟们四处奔走演讲，角逐议员选举，壮大党派影响力。

1955年，新加坡的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火热，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律师兼议员身份的李光耀从中调停。7月份，同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联邦大选后，巫统首领东姑·拉赫曼向英国提出了“独立”的诉求并且大获胜利，两年后马来亚将独立。

激情盎然的新加坡联邦首席部长马绍尔受到激励，也试图追求“独立”，当时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深知这是海市蜃楼，但辩论无效。果然，全权独立的诉求惹恼了英国。林有福接任成为了新加坡首席部长，同时提交了新的宪制大纲给英国议院，建议新加坡为“自治邦”。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同年5月，新加坡开启了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大获全胜。35岁的李光耀正式执政新加坡。

6月5日，新加坡首届政府内阁在市政厅大厦宣誓就任，十位成员有：李光耀、王永元、吴庆瑞、王邦文、杜进才、阿末依布拉欣、拉惹勒南、杨玉麟、以及贝恩。

英国总督退出新加坡，英国国旗也从新加坡的土地降下。新的国徽、国歌，新的政府机构改革、城市面貌改造、公务员降薪……新一届政府有条不紊展开着国内建设。然而，英国人的“大马来西亚”目标从未熄灭。

起初，东姑·拉赫曼坚决反对与新加坡合并，其对国内的政敌社会主义分子十分警惕。这时，人民行动党对外的标签仍然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标签。其实，李光耀对此也保持警惕。他并不希望独自独立的新加坡走向这条道路。

在英国推动下，李光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合并方案，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经过了多次谈判和重重困难，马来亚改变意见，同意与新加坡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政治合并终究拗不过人民意志，百姓的分裂造就了两股相互敌视的力量。合并第二年，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暴乱不断，马来种族主义盛行，马来西亚统治者也不愿意给与华人对等的政治权利。

无可奈何之下，绕开英国，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 拉赫曼达成了一份协议，新加坡的命运就此改变。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10点钟，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又简洁读完了一份宣言—“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国家。”紧接着另一份宣言，马来西亚东姑·拉赫曼也宣布，新加坡不再是其一个州，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

这两份宣言分别用马来语、华语、英语播送一遍。此前，李光耀已经会见了各国使团，将新加坡独立的消息通知了出去。对此，新加坡华人区如释重负，人们放鞭炮庆贺。然而，新加坡独立，实非李光耀所愿。当天电视台的发布会上，当追述几天前的吉隆坡会谈时，李光耀心情激动，口不能言，停顿了二十分钟才能继续回复记者。

“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缺少躯体一样。” 李光耀内心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如何生存下去？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有685平方公里，人口仅两百万，放弃了抱团成长，独立只会更难。李光耀不禁感到茫然。当时，打头的第一个要紧事是解决就业。政府预测下一年的失业率将达到14%，情势很糟。如果没有妥善过渡，新生的政府极可能迎来动乱。

即将撤离的英国驻守队伍给了新加坡一个重创。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里，英国驻守防务开支就占去了20%。英军的撤离，还引发了新加坡国内资本外流的恐慌。然而，李光耀考察马耳他时看到港口人员悠哉，发现新加坡本土人员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当时，英国答允给这些港口工人极其大方的裁员补偿。李光耀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不能靠讨饭钵过活。”

况且，长期来看，大英帝国光辉逝去，新加坡的价值也随之消散。新加坡过去以转口贸易和资源出口的产业完全是在英国殖民地这一角色下堆积起来，1959年以前，新加坡国民收入的75%来自转口贸易活动。倘若离开英国，新加坡应该走哪条路？李光耀的思考是务实的：“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达到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2】

更为难得的是，充满危机感的新加坡就有着全球化的视角：需要在全球竞争中找到一个独特的优势。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未来画下了蓝图：

“处在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要成为第一世界的绿洲。”

2

开放体：头等要事

李光耀找到了荷兰籍经济学家阿尔贝特·温斯敏特，后者曾在1961年联合国技术署的一个项目下访问新加坡，此后二十多年他成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特教授认为，此时的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

虽然同是落后的第三世界，但或许因为历史遗留因素与资源匮乏、狭小邦国的紧迫感，这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开国者们一开始就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

当时，一派经济学家将跨国公司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土地、劳动、原料的剥削者。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原料，又向其购买消费品。这种理论没有引起李光耀的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2】

正相反，他们的想法是，倘若能够吸引跨国企业的工厂，也就能吸引来资金、知识、市场和人才。因此，与60年代一批追赶者们惯行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相反，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拥抱了开放。

过去，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枢纽，一部分是得益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另一部分则是英国的“照顾”。而现在，新加坡必须要培养起本土的、能够说服投资者投入资金的条件。

1961年成立的经济发展局变身为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工作内容就是吸引和服务外来投资者、企业家。

这群年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然而，此时的新加坡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默默无名的一个，“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有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2】与此同时，新加坡修建基础设施，譬如完善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推出财务奖励、免税等措施；稳固劳资关系等等。

历经数年的摸索后，60-70年代美国的电子产业转移浪潮选中了新加坡。1968年，德州仪器、惠普等公司决定来新加坡设厂。随后，一批美国电子公司接踵而来。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业的外资年增长率达到了10％—20％。到1973年，新加坡经济年平均增长达到了12.5%。

制造业让新加坡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同时，李光耀及其内阁部长们开始瞄向了另一个目标：东南亚的金融中心。

1968年，经济发展局局长韩瑞生向温斯敏特寻求建议，后者给出的首要建议是解除外汇限制。新加坡当即决定放开外汇管制，允许资金在新加坡自由流动。

放下身段，放开限制，新加坡迅速吸引了大批外资汇入。譬如，新加坡宣布取消非居民利息预扣税，所有亚元存款无需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规定；外籍居民在新加坡开户存款的利息可自由汇出；外籍居民在亚洲货币金融机构的存款、亚洲美元债券、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免税公债均可免收产业税。跨国银行机构率先入局，在此进行中转交易。随后新加坡的外汇、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基金管理市场等也日益壮大。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80年代中期后，同区域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新加坡实施更为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但其实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在于专业透明的金融监管，这背后是“法治和司法独立，稳定、称职而清廉的政府。财政部每年都要有预算结余，新元坚挺而稳定。”【2】

其实，独立后的新加坡从制度上就做好了“严控货币”的准备。

早在1965年新马分家后，两国准备发行各自的货币，李光耀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放弃央行制度，保留货币局，货币局每发行1元都要有百分百的外汇储备。时任财政部长林金山认为，“对一位喜欢在财政预算出现赤字时玩弄数字的财长来说，有个中央银行就等于开了道方便之门，我想，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的财政部长面对这样的诱惑。”【2】后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兼备了央行的各项职能，但是无货币发行权。

80年代，新加坡GDP以7.7%的速度增长。新加坡已经着重引进高增值、高技术的产业，半导体、石化、精密机械制造、光学器械等持续加码在新加坡落户。当然，这种产业政策是有收有放的。政府并未筛选工业，而是将这项工作留给了跨国公司，“让他们自行选择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政府的工作着眼于经济目标的拟定和检讨。

新加坡政府的确扮演了一个“全能的服务者”角色，但是始终守住了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底线。

人才的培养无法像基础设施、政策那样快速见到回报。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开始了人才培育计划。政府每一年都选出最优秀的一批学生颁发奖学金，并且保送他们去英、美、加拿大等国接受教育，让这群年轻人成为新加坡第一批企业家。另一方面，新加坡向日本、德国、法国和荷兰发出邀约，在新加坡成立培训中心，让新加坡的本地工人接受专业的训练。优质的工人素质，成为在税收、政策便捷度之外对外商的工厂投资的又一加分项。

90年代，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全球国际间快速流动，一开始就坚守开放的新加坡“守得云开见月明”，发展也更上一层。全球化加持下，新加坡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自由贸易港、亚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全球税收洼地、高效的政府、公开透明的制度、高素质的人才，这吸引了大批跨国企业、新兴高科技企业入驻新加坡。

对国内外资本一视同仁，是新加坡一个鲜明的特色。直到80年代后期经济步入快车道，新加坡也没有采取降低外资占比的措施。1990年外国在新加坡投资总额为24.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2.5％，日本占28.5％。1972—1989年，制造业总投资为204.5亿新元，其中外资占80％。

李光耀始终有着全球化视角和前瞻性。1992年，李光耀加入了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见识到美国一流银行高层的专业化素质。后来，李光耀与本土四大银行中三家沟通，发现这些人仍然希望政府能约束外资银行，“他们尚未意识到，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

1998年，李光耀授意下，时任金融管理局主席的其子李显龙开启了对金融业的改革。政府注资的新加坡发展银行聘请来摩根银行的资深高管。新加坡政府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开放国内银行业，迫使本土银行提升服务，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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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两相悖论

面向住房、医疗、养老等关切民生的公共制度上，李光耀的理念及举措有着明显的差别，用他的务实主义态度来理解是恰当的。

一方面，他希望以“居者有其屋”来建立起新加坡移民人口对这个国家的认可感，严控土地供给和价格，以保障中低收入群体有房可住。

1960年代，新加坡在城市面貌上与多个东南亚国家无异，住房紧缺、环境污染、贫民窟成群。建屋发展局就此成立，为工人提供廉价住房。

1963年获得大选后，李光耀更加坚信，对于这个以华人、马来和印度为主的移民国家，当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去保护，尤其是他们的住房”，方能维固社会稳定。“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身后和共同的历史基础。”【2】

对此，新加坡采取土地国有制，建屋发展局不仅统一规划、开发和建设组屋，也成为了新加坡住宅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但是，政府不收取土地溢价。新加坡宪法规定，政府财政运营不能动用国有土地出售所得资金。所有的组屋定价以中低收入居民为参考，争取维持4-5的房价收入比。而高收入不符合标准者，只能以高价购买少量私人住宅房屋。

1960年，新加坡只有10%左右的居民拥有住宅。几十年来，建屋发展局累计建成超过100万套组屋。目前，新加坡超过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超过90%，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一般在60%左右。

另一方面，他杜绝公共福利泛滥，在英国读书期间，李光耀亲身受用过医疗福利保障，但是内心始终不认可。他认为，个人应尽量承担各自的义务。“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巨大成本，也会削弱激励，增长停滞。

新加坡政府沿袭并加强了英国殖民时期创下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要求每个公民进行一笔强制储蓄，最初只是工资额的5%，1968年后，政府每年都抬高公积金缴率，到1984年已经达到25%。基于新加坡连年经济增长的坡度，其实居民的到手工资连年仍在增加，所以并未引起异议。到1984年，新加坡政府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其实就是从每个人的公积金账户中拨出一部分以偿付医疗费用。

1983年，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一番演讲引起争议，随后在国内引起了“婚嫁大辩论”。次年，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下跌12%。

事情缘由是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李光耀发现新加坡生育率下降，而且国内高教育程度女性群体结婚率都很低。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男性更愿意娶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他呼吁男性从这种“愚昧、沉浮、具破坏性的偏见”醒悟过来。

新加坡甚至出台政策，已婚妇女可获特别税优惠。李光耀还援引美国学者研究结果“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以此来佐证高教育群体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然而，这类言行成为了国际媒体的靶子，显然透露出李光耀的“精英主义观点”，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对此，李光耀是不以为意的，他只是拿出数据反驳，坚决将政策推行下去，直到情况有所改善。由始至终，“务实”是诠释李光耀治国原则的最好解释。他曾这么说过：我这么说也许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确。

这也是为何，我们会看到新加坡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裂的原因。

新加坡以“高薪养廉”，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薪资与市场化衔接。国有经济部门会引入市场化的绩效考核、预算约束等方式，新加坡政府并未出现国有经济在强大计划指令下会出现的痼疾。

甚至，政府预算约束被写入了宪法，关于政府财政预算案过程、财政储备的使用、财政的监督管理权限都做出了规定。而对政府预算的评估机制里，资本化指标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各部门必须不断压缩自身运行成本，增加收入。

新加坡经济上的“清明、高效”仍基于政府强大的权威。它将新加坡从遍布贫民窟的小国变成了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其政府效率、公共服务能力乃至国民教育素质都傲居全球前列。这的确是“新加坡奇迹”。但是，它依赖于一批理性、勤勉、务实和理想主义的精英。

独立后的新加坡承袭了英国的议会制框架，议会选举，胜出的政党组阁。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60年。新加坡实行民主投票、司法独立，人民行动党的确是民选政府，但是“国父”李光耀一手组建起的新加坡政府缺乏竞争性，权力监督和制约不靠制度，而靠精英、靠“人治”。

“好的政府应该是诚实有效率的——能够保护人民，让人人有机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自我提升和过上好日子。” 这是李光耀对好政府的解读。

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对新加坡“威权统治”的批评不绝于耳：人民行动党对于反对党的镇压、国内媒体舆论的管控和李氏家族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等等。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新任总理王作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未触及根本。

1991年，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1993年，副总理王鼎昌成功当选第一位民选总统，然而他发现自己仍然处处受限。王鼎昌在卸任时说：新加坡人很幸运，在过去三十五年中有一个廉洁并且有能力的政府。

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成为新加坡建国后的第三任总理。李显龙从1979年开始从政，有着丰富的经济治理履历。然而，外界普遍认为，李显龙缺少其父的深远洞察力，尤其是在外交上，远远不及李光耀周全睿智的外交策略。

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率下滑到有史以来最低。此时的社会财富、阶级构成、社会心理乃至国际局势都有显著的不同。李显龙面对着新一代的国民，与开拓者相比，他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渴望政治自由，而非经济自由。问题的本质是全球化的现代化的新加坡能否彻底告别威权主义色彩？

李光耀被认为是威权主义过度到开放国家的典范。人们感兴趣的是：李光耀为何不会行至中途刹车？二战后，战争杀器和全球化资本造就了一批政治强人，战争杀器尤其是核武器是他们进退有据的老本。新加坡幸运的是，李光耀没有强悍的杀器，他只能拥抱世界图存。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决定技术分工。新加坡市场狭小，只能融入国际市场，加入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精进技术。如此，公众、政治强人与这个国家的利益处在一个方向上。

在新加坡的建国志中，蕴藏着政治强人开放与务实的智慧。然而，在如今秩序崩坏、两极对抗的时代，新加坡人渴望政治自由又依赖于精英政治，如何抉择？

或许，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已经给出了答案。建国之时，李光耀听从了温斯敏特的建议，保留下新加坡河畔点的莱佛士雕像。此后，莱佛士雕像一直耸立于此，见证着新加坡国民的来来往往。如今，莱佛士，成为了新加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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